摘要：史载迁居岐山之前周部族生活在“戎狄之间”，关于其社会组织性质的讨论,过去提出的氏族说和国家说，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缺陷。借鉴相关*治学理论，深入分析先周历史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可发现这一时期周部族已经是一个*治上初具规模的贵族部落国，并与其他戎狄部族的贵族部落国组成较为松散的贵族部落国联盟。以武装化与经常迁徙为特点的“戎狄之俗”，正是这一时期周部族*治组织水平逐步成熟，并最后建立西周统一国家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先周；贵族国家说；戎狄之俗；早期国家
先秦时期“蛮夷戎狄”一直都被传统视为野蛮落后的部族，但实际上华夏部族与所谓的“蛮夷戎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典籍记载，周部族在迁居岐山之前，有过一段长时期“窜于戎狄之间”的经历。这一时期周部族与附近所谓的“戎狄”部族关系密切，也有很强烈的戎狄色彩，史书称之为“变于西戎”。这段经历对周部族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一时期周族的社会组织水平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前辈学者大致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把先周时期视为所谓“氏族社会”，如吕振羽先生认为周人在公刘时出现了氏族社会的村落组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国家阶段，如杨宽先生认为公刘是周族所建立的国家的第一个国君。这两种见解，前者过于强调当时社会组织的原始性，后者又过于强调社会组织的成熟性。因此笔者拟借鉴相关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重新对先周时期社会组织形式做一探索，并分析“窜于戎狄”时期对周部族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一、“窜于戎狄”时期周部族的贵族国家联盟
我们要看到，这一时期周部族自身已具备国家机器的雏形。目前可见的文献中最早记述这段历史的是《诗·大雅·公刘》。从《公刘》中可以一窥周部族*治组织的概貌。
首先，周部族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诗·大雅·公刘》曰：“笃公刘……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郑玄笺曰：“公刘之去邰，整其师旅，设其兵器，告其士卒。”依郑玄之说，此时周部族有相当的武力是可以肯定的。又《公刘》曰：“于时庐旅。”刘家和先生认为旅即众，但非一般乌合之众，而是聚于一个旗下的众人，实际上是亦血缘亦地缘、亦兵亦农、亦行亦止的浑然未分的共同体。这是很精准的解释。《公刘》又曰：“笃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三单。”诸家对“三单”解释分歧很大，刘家和先生释“*”为*营，释“单”为台地，认为“其*三单”是将营地设在三个台地上，而前文“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是为了选定周人居住的营地。刘先生的解释能够贯通诗文前后，在诸家中最为通达。丁山先生释单为的简体，意为旗帜，三单相当于商人的左中右三*，许倬云先生认为就是三个作战单位，是氏族化的*事组织形态，与满洲的八旗相似。虽然丁、许与刘先生对单字的训诂可再商榷，但其论述颇有启发性。上古时期，营地与生活在营地的人员往往使用同一称号，如西周金文中的“（师）”，既可指西周的某一支武装队伍，又可指该支队伍的驻地。许先生所说当时“氏族化的*事组织”与刘先生所说“亦血缘亦地缘、亦兵亦农、亦行亦止的浑然未分的共同体”，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都点明了当时周部族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公刘》中“其*三单”后，马上说“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徐中舒先生则释撤为取，更加通达。这可能也与当时兵农合一的体制有关。
其次，周部族中君主有相当的权威，内部也已出现了贵族阶层。《公刘》中有一段描述大宴族众的文字，刘家和先生认为当时公刘宴饮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能“跄跄济济，俾筵俾几”，即又体面的登筵依几的人，另一类是要去“执豕于牢”的“曹”。前者未必就是什么士大夫，但应当是较高级的贵族，后者恐怕也不是普通的群辈，至少能够参加公刘的宴会，也应当是较低等级的贵族或平民。这反映出当时社会分层现象已相当明显，产生出了一个富裕而强大的贵族阶层掌握着统治机关。诗中又描述公刘的配饰云“鞞琫容刀”，孙作云先生认为其威武程度已经超过了一个酋长。而族众对公刘的态度是“君之宗之”说明公刘的地位得到大家公认，已经是初具雏形的早期国家君主。
入居周原前的周部族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贵族部落国，但这种部落国较小，为了生存很容易与周边其他小的部落国形成联合体。杜勇先生借鉴德国学者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贵族国家理论”后提出，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形成之前，有一个处于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过渡的贵族国家联盟阶段。此阶段的贵族国家联盟内部小邦林立各为相对独立的*治实体，但作为联盟共主的宗主国地位并不稳固。周部族的这些特征非常明显。文献记载，有时周部族不仅统治着本部族，还能控制周边部族。《公刘》篇毛氏传曰：“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周本纪》谓公刘在位时“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毛传》所谓的诸侯便是《史记》中的百姓，都是指周边小部族首领。也就是说公刘时期的先周部族是居于西北戎狄部族组成的部族联合体的宗主地位。细参《周本纪》与《世本》所列周人先公世系，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并不是每位周人首领都称公，称公的只有公刘、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公季几人而已。在殷墟甲骨文中“公”并无一国之君的含义，那么周人称公应是本族自有的传统。周人祖先有不称公者，或许便是因为这些周人先祖并未成为联盟的首领。公亶父在迁居于岐山之前，就是依附于其他戎狄部族的。《孟子·梁惠王下》曰：“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成书年代较晚的《孟子》虽有后世修饰的成分，但依然反映太王即古公亶父迁岐前周人丧失了部族联合体宗主地位的史实。也可见戎狄宗主对附庸周族的诛求无度，从而导致周人远徙，实质上也是脱离戎狄部族联合体。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游居时期的周人与周边部族组成的联合体是带有中央集权性质的*治化组织，其内部有一个凌驾于众多部落国之上并且主宰着联合体的重大事务的宗主。尽管宗主国在联合体内还缺乏稳定性，但可以支配其他部族的权力中心无疑是始终存在的。故而可以这样说，早期游居时代的周人与周围的其他戎狄一道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地区性贵族国家联盟。
二、“戎狄之俗”对周人贵族国家联盟形成的作用
到了周部族居于周原的时期，已经具备较为成熟与完善的统治机构。据《诗·大雅·绵》的记载，此时周族刚进入周原已经有了司徒就建造宫室、宗庙等礼仪性建筑，并设立“五官有司”等分工较明确的职能部门。我们不相信周人迁居岐山之后一夜之间*治水平突飞猛进。这必然是之前已有相当的基础。“窜于戎狄”时期就是周人*治成熟的关键时期。到了周部族居于周原的时期，已经具备较为成熟与完善的统治机构。据《诗·大雅·绵》的记载，此时周族刚进入周原已经有了司徒就建造宫室、宗庙等礼仪性建筑，并设立“五官有司”等分工较明确的职能部门。我们不相信周人迁居岐山之后一夜之间*治水平突飞猛进。这必然是之前已有相当的基础。“窜于戎狄”时期就是周人*治成熟的关键时期。
目前所见较完整叙述周人“窜于戎狄”时期的史料是《史记·周本纪》。《周本纪》提到从不窋开始，先周族人就“奔于戎狄之中”。但在戎狄之中具体情况如何《周本纪》却并没有详细描述，除了罗列了周人先公的一长串名单，重点强调了公刘“复修后稷”之业的事迹。这显然是周人对其先辈历史的一种选择性记忆所导致的。因为在后来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世界中，戎狄是受到强烈歧视的人群，如“戎狄豺狼”“戎狄贪而无亲”等观念深入人心。《周本纪》中将“后稷之业”与“戎狄之俗”视为互相对立的生活方式也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因此周人对这段曾长期生活在戎狄之间的历史记忆一直会有意无意地选择性淡化。而又同时刻意强调某些与戎狄之俗保持距离的先公，如公刘。这反而有欲盖弥彰的嫌疑。《周本纪》先强调公刘“修后稷之业”，又强调太王“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到了迁岐以后还需要彻底“贬戎狄之俗”。正是说明公刘到太王之间周人先公没有“修后稷之业”，即便太王即公亶父在迁岐之前周人仍保留着较多戎狄之俗。《国语·鲁语上》云：“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刻意强调这些先王，反而彰显出并非每位先王均能如《周语》所言“纂修其绪”。即便是这几位先王，恐怕也深染“戎狄之俗”。比如高圉、亚圉这几位先公的名号，就有明显的戎狄语言特色。
成书年代比《周本纪》更早的《国语·周语上》记述了西周中期的周王朝大臣祭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祭公虽然承认这些先王自不窋开始就“失其官”，生活在“戎狄之间”，但反复强调不窋依然“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等等，又说先王们“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这相当于间接否认了彼时周人有“戎狄之俗”的问题。显然，这已经不止是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是选择性的修正。这些先王们所秉承的“业”“德”绪”都来自后稷，而他们“不忝前人”即无愧于后稷。若果真如此，到了公亶父时期何须专门“复修后稷之业”？尽管这段文字中周人对其早期历史多加粉饰，但依然不得不承认其生活在“戎狄之间”这个大历史背景。
即便《周本纪》津津乐道的公刘所修“后稷之业”的程度也是很令人怀疑的。《匈奴列传》则很明确的说从公刘开始周人就是变成了戎狄：“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匈奴列传》与《周本纪》的记载在细节上也有出入，可能是取材不同。这说明汉代以前就有一种观念认为早期周人曾经有一段时期沦为戎狄的。许倬云先生通过对《诗·大雅·公刘》的研读，认为公刘是一个以武装开拓疆土进行部族迁移殖民活动的领袖，在新土地开辟田亩作更多的储积，正是准备进一步的武装开拓。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周部族是一个武装化程度较高的游居农业部族。这种社会发展水平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戎狄部族非常相似。
所谓戎狄之俗最突出的特点正如《左传》襄公四年所言：“戎狄荐居，贵货易土。”“荐居”即逐水草而居，“易土”即轻视土地。这可归结为两点：农业水平低与定居性差。即周人迁岐之前长期处于游居的生活状态。这里要强调的是，早期周人的游居与后世匈奴、蒙古的游牧并不相同。中国北方的游牧社会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与气候干冷化与骑马术的推动下而产生的一种高等社会经济。而早期周人只不过是畜牧化与武装化程度高、农业与定居水平低的农牧混合经济。即彼时周人与其周围的戎狄都并未全部放弃农业经济，这大概是《周语》等书中所谓“不敢怠业”的依据吧。
因为农业水平低，不能对土地高效利用，故而需要经常不断寻找新的土地。徐中舒先生认为古代豳地极为辽阔，涵盖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广大*土高原地带。正因为豳地广阔，所以迁居多次，皆不离其地。考古资料也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先周文化的遗址面积小，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房址一般为小型。
“戎狄之俗”除了表现为不断迁居外，还有一个特点是经济上对畜牧与狩猎依赖较重。周人先公之名大多十分奇怪，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处于戎狄之间的缘故。但有三人需要特别注意：皇仆、高圉、亚圉。《索隐》引《世本》云：“高圉侯侔。”《正义》引《系本》云：“亚圉云都。”皇甫谧认为侯侔、云都为高圉、亚圉二人之字，恐为猜测。另《汉书·古今人表》曰：“云都，亚圉弟”，更不可信。也可能《周本纪》所列周人先公之名是尊号，别有名如侯侔、云都等，如春秋时吴国之阖闾、夫差之类。但周人先公尊号含义恐怕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皇仆、高圉、亚圉可能与畜牧业有关。于省吾先生认为《诗·大雅·绵》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之朝即周，意即古公亶父到周地养马，亦可备一说。尤其是长武碾子坡遗址，农业工具数量相对较少，而兽骨遗存则特别多。这也反映当地人群对狩猎和畜牧的倚重。
故而我们说先周历史以周人入居周原为分界点，不仅是因为前后两个时期周人活动地区有所不同，更主要的是周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周人早期的这种游居状态对后来国家的形成作用甚大。罗曼·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分析道，一大群人在长期浪游的生活，使得人们无比珍视两样东西：小群体和领导人的人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共同浪游过程中经历的各种困苦和希望，对群体的凝聚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周人的这段历史客观上为周人*治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戎狄之俗”在周人的民族性中留下了深深烙印，这对后来西周国家同样产生深刻影响。地理环境是部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其对*治与文化产生影响却是通过影响人们生产与经济生活，进而影响社会与文化。所以我们认为，殷周之际*治与文化大变革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周部族发展过程中独特的社会经济模式导致了西周王朝建立后独具特色的*治制度与文化。正是这段长期奔波的历史也使得周人对迁徙习以为常，后来周人大量封建诸侯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在“窜于戎狄之间”时期，周部族作为一个武装化程度较高的游居农业部族，已是*治组织初具雏形的贵族部落国，并与其他戎狄部族的贵族部落国组成较为松散的贵族部落国联盟。正是这段游居经历，让周部族*治组织水平逐步成熟，为后来建立君临天下的周王朝奠定了基础。
注：本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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