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缘起感言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年4月25日星期二，从15楼的酒店房间一觉醒来，朦胧的春雨之中南望，依稀又瞥见大雁塔。那是古代中国的知识人梦寐以求的金榜题名之地。我们今天的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即将在这里启程。
这是甘陕两省学界紧密合作进行学术攻关的一次盛举。首先感谢陕西考古研究院和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甘肃分会、《丝绸之路》杂志社、中国甘肃网、西部网的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们。
28年前的今日，笔者那时是大雁塔下一名青年教师，为在陕西师大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撰写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刊载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研究方法论》年)，文章的结论部分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对策建议，把对外开放完全变成对沿海开放的国策格局提出补充方案。那时的学界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中国话语。所以只能符合着洋人的叫法，把历史上构成中西文化交通的命脉之路叫做丝绸之路。如今我们的玉帛之路这个新说法，是想在流行的洋人说法丝路背后，找出这条道路中国段的发生史真相，并恢复我们本土的古汉语表达习惯。简言之，我们正在通过复古的方式在再造我们中国人的话语。
5年前的今日，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首席专家，在结项著作的结尾“研究展望”部分写到“重建中国神话历史”的关键子题之一：
中国史前玉石之路研究。
具体而言，有三个突破口，有待于进一层的深入调研和资料数据分析，从而得出重要新认识。第一，和田玉进入中原文明的具体路线和时代的研究。这是解决夏商周王权与拜玉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问题。第二，从前期调研中获得的初步观点是：史前期的玉石之路有沿着*河上游到中游的文化传播路线。这和古文献中所传“河出昆仑”的神话地理观密切相关，也对应着周穆王西游昆仑为什么要到河套地区会见河宗氏，并藉河宗氏将玉璧祭献给*河的奥秘所在。值得做重点研究。具体步骤是先认清龙山文化玉石之路的河套地区段，以陕西神木石卯遗址出土大件玉礼器系统为代表，暗示着一个强大的方国*权的存在(当地已经发掘出龙山文化古城遗迹)。寻找出石卯玉器的玉料来源、其玉器神话观的来龙去脉，及其和陶寺文化、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商两代文化的关系，意义十分主要。第三个可能的突破口，是对山西运城地区的坡头玉器的源流关系的认识。从坡头玉器出土地点靠近*河的情况看，这里是西部的齐家文化玉器、陕北的龙山文化玉器与中原文明玉器体系发生互动关系的三角交汇地区，也是主要一站。需要扩大周边的搜索范围，找寻更多的文物关联线索，建立因果分析的模型等。
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与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合作举办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考察四千多年前的石峁古城遗址和建城用玉的情况，研究西部玉矿资源的新发现及其历史意义，梳理西玉东输的具体路径，并提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新命题。这是国内第一次以“玉石之路”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年7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又与《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合作在兰州举办甘肃史前文化齐家文化研讨会及田野考察活动，鲜明地打出“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以及“玉帛之路——比丝绸之路更早的国际大通道”的旗号。
“玉帛之路”的提法，实乃“玉”与“帛”两种神话化物质的并置，符合国人本土的古汉语表达习惯。比现代汉语中出现的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称谓都要久远得多的历史。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玉帛”并置为词的习惯。“玉帛为二精”(《国语·楚语》)的说法，表明它们都是通神、祀神的圣物；“玉帛”又习惯与“干戈”、“兵戎”相对而言，同为国家祭祀、会盟及朝聘礼器(《左传》)。不过在保留更多史前文化大传统信息的《山海经》一书里，帛基本上退场不见，玉则铺天盖地地出现，总计有二百多处山和水是产玉的。这究竟是真是假？两千多年来，无人知晓。
万卷书和万里路，自古就是知识人的人生理想。以探究未知世界为学术目的的读书和探查旅行，自郦道元和徐霞客以来，代不乏人，有《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这样的经典著述流传后世。可惜很少有知识人像郦道元注《水经》那样，认真对待《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所记述的“群玉之山”和玉路，更没有人把《楚辞》中的“登昆仑兮食玉英”说法，当成一种需要考证落实的对象。先秦时代的昆仑，究竟何指？昆仑特产的玉英，有没有其实物的原型？同样的，《山海经》所记*帝在峚山所食用的白玉膏，有没有实物原型？*帝播种的玄玉，被视为玉中极品(瑾瑜之玉)，有没有实物原型？怎样去求证？
三年来的十次玉帛之路考察通过探访和标本采样，都已经完满回答了这些千古难题。
效法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研究范式，国内的中文专业有文学人类学一派学人，带着上述中国本土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之谜，一次次地踏上国土西部大地，开启系列的探索征程。自年6月启动以来，集中探查的是史前期玉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分布和西部玉石原料产地及西玉东输的路线。涉及山西、陕西、河南、宁夏、甘肃、青海、*和内蒙古八个省区，总行程约2万5千公里，完成西部玉矿资源区的整体性新认识，大致摸清先于丝绸之路而存在的玉石之路的路网情况。前两次考察的成果，汇集成一套丛书——“华夏文明之源·玉帛之路”共七种，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笔者的《玉石之路踏查记》。
去年的今天，我在前九次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玉帛之路踏查续记》，是第二套丛书中的一种。今天借着第二套丛书出版之际，向所有参与考察和支持考察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追求的中国话语不是在书斋中想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广阔大地上走出来的！
不知不觉之中，西去的踏查之旅，已经历过十次。背起行囊出发的感觉，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习惯。日本著名探险家关野吉晴，用十年时间重走人类迁徙之路，环游地球。一路所记，成为《伟大的旅行》一书。其引言中说到自己出门旅行的强迫症一般的使命感：
就算说我痴傻，我要开始下一次旅行的热情也燃烧起来了，而且已经无药可救了。这时候的我，完全是失去了自控能力，不顾世俗的眼光，忘记安稳的生活。对于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人变得偏执、粗鲁、无所畏惧，胆子大得要命。心里除了那份旅行计划外，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
年乙未年的腊月，恰逢百年不遇的极寒天气。腊月二十五为小年，人们都在回家过年和采办年货的喜庆之中。我们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团在冰雪封山的险境中摸索关陇古道，体验到古人所云“关山飞度”的那一份豪迈。只有边关行旅之人，才会在历尽辛苦之后滋生出一种精神的愉悦。
祝愿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伴随甘陕两省的春风，一路顺利！
1
从石礼器到玉礼器——从杨官寨看中原与西部玉礼器起源的线索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人类文明的步伐是从漫长的石器时代中走来的。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孕育出的一批文明种子里，石制的礼器无疑是玉礼器的前身或雏形。已经举办过的十次玉帛之路考察以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为中心，贯穿考察始终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疑问是：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西部玉文化是怎样起源的？能够从实物证据方面找出中原玉礼器与西部玉礼器的源流关系。位于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上不见有规模性的玉礼器。无论是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还是宝鸡的北首岭遗址和临潼的姜寨遗址，华县泉户村遗址，都没有看到规模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的迹象。唯有考古新发现的陕西西安高陵县杨官寨遗址，在距今年的庙底沟文化层发现最早的玉礼器和石礼器，使得西部玉文化溯源的难题得到一线曙光。
杨官寨石琮
杨官寨遗址自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在考古和文物界的名声与日俱增。它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地处泾河和渭河交汇处的台地上。杨官寨遗址不仅发掘出规模巨大的环壕聚落，而且在-年发掘中找到大批量分布的史前墓葬，根据出土随葬品及碳十四测年等相关资料，推断该批墓葬为与杨官寨遗址环壕聚落同时期的大型墓地，这是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葬。杨官寨遗址中新发现的石璧和石琮残件，虽然都不是玉质的礼器，但是显然已经是玉礼器的雏形，代表中原和西北地区玉文化的萌芽状态，所以非常重要。年4月25日上午，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从西安大雁塔旁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始考察活动，与负责杨官寨遗址发掘的王炜林馆长座谈，了解石璧石琮出土的情况，以及最新发现的两件玉铲的情况。当日下午在陕西考古研究院文物展厅参观，近距离目睹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和一件灰黑色的石璧。这就给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遗址和墓葬中与玉器同在的大量的石璧(当地人称为水寒石)找到中原的原型。第九次考察在泾河上游的陇东镇原县看到距今年左右的常山下层文化蛇纹石玉礼器(玉环和玉钺)，视为齐家文化乃至整个西部玉文化的萌芽。如今从泾河下游的杨官寨仰韶文化石礼器到泾河上游的常山下层文化文化玉礼器，一千多年间的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缺环已经补足，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基本形成。
2
环子午岭考察之三：杨官寨遗址五千多年的“睡美人”，在想什么？
冯玉雷
(《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作家)
26早晨，向大雁塔行注目礼，告别。北行51公里，到渭河与泾河交汇处的杨官寨遗址。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的博士生、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杨利平驱车在高陵区一条开阔道路上对接，然后引领我们进入被楼房和荒草滩包围着的遗址区。杨官寨遗址自从发现以来举世瞩目，目前墓葬区还在挖掘中。因考察、研究需要，我们被破例允许参观考古现场，但得遵守行规，不能拍照。
涂朱砂人面饰
墓葬均是偏洞式，头朝西，非常特别，表明这里曾经承载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共同体。其中一位大约35岁的成年女性，肢体残缺，在泾河与渭河波浪相激声中沉睡五千多年，直到被隆隆的重型机械惊扰，才重见天日。大家对她的身世和命运产生浓厚兴趣，纷纷猜测。这名庙底沟时期的女士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肢体为何伤残？是谁安葬了她？举行了怎样的仪式？她的灵*去往何处？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同期出土的石壁、陶鼓、人面镂空陶器、陶祖、朱砂涂饰人面像、蜥蜴纹彩陶盆、未知动物图案及六件骨簪子似乎传递着异常丰盈的远古信息。尤其是两件墨绿色玉铲把陕西关中与甘肃武山鸳鸯玉联系起来了。齐家时代的玉帛之路路线逐渐明晰起来。结合以前的考察成果，可以推测齐家时代先民进入关中有三个主要通道：渭河道、泾河道及中间的关陇道。当然，关中文化也通过这个通道向外扩张。因此，史前文化存在东西互动现象。25日下午启动仪式上，马明志博士报告他对陕北、内蒙、山西等重要遗址出土陶鬲对比研究的成果：史前文化曾经从北向南传播。
史前文化并不是各自独立，相反，存在着密切联系与互动！
泾渭交汇
正如渭河与泾河之交汇碰撞，史前部族之间也会爆发战争。杨官寨沉睡五千多年的美少妇或许见证过*帝率领部族从子午岭两侧南下，打败炎帝并建立文化联合共同体，然后共同对付南方的蚩尤部族。很可能，美少妇是妇好那样骁勇善战的猛将，在某次部落冲突中受伤。那时候，部落之间的冲突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正因为如此，才促使玉文化的兴盛，最终在历史演进中化干戈为玉帛。例如《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如今，美少妇再也听不到野蛮的厮杀声，当然也听不到泾渭河畔的雎鸠“关关”，她还要沉睡下去，带着她的遗恨，或梦想。
3
重访陕西淳化县
张多勇
（甘肃省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授，陇东学院科技处副处长）
4月26日，随“玉帛之路”考察团再次来到陕西咸阳淳化县参观了淳化县博物馆，记得年8月7日曾到这里考察，姚生民先生已70多岁，早已退休闲居，还亲自来到博物馆引导参观。今天得知姚生民先生已经于去年去世了，由他布展的博物馆的陈设却没有改变。年由他在咸阳史家塬村发现的国宝西周时期“淳化大鼎”(重千克，是西周最大的青铜器，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复制件仍然在大厅里展示，由他发现的国家一级文物蟾兔纹瓦当依然展出，他的著作《淳化县文物志》《甘泉宫志》《淳化史迹丛稿》等被工作人员捧在手里阅读。姚先生40年间，为淳化县发现和征集文物近千件，我们今天再次以参观博物馆和回顾甘泉宫作为对他凭吊的方式，以纪念这位为国家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物学者。
国宝“淳化大鼎”
淳化县南的爷台山是子午岭的最南端。在北距县城25公里的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距咸阳市公里，有大型宫殿遗址。秦时，称云阳，建有林光宫，汉代建甘泉宫。千里秦直道亦始于甘泉山。汉武帝等十多位皇帝都亲临甘泉山祭祀泰畤。
甘泉山还是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的宫室。《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后汉书·西羌传》亦载：“及昭王立(前年)，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年(前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惠文王改元十年(前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取这二十五城，义渠国“筑城数十”，说明其社会集团规模庞大，其所需管理机构复杂，可能形成多级多层次的社会*治结构。《墨子》云：“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可见义渠风俗重火葬，留下墓葬将会不多，使义渠国文化研究缺乏有力的考古资料，加之历史文献对义渠戎国历史的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这就使在中国有过多年历史的民族*权，为人所知者甚少。笔者十多年来对陕甘宁地区古城遗址的考察，发现了16座战国古城遗址，他们当是义渠古城，这些古城遗址是复原义渠古国文化的重要遗址资料，也希望是打开义渠古国神秘橱窗的钥匙。
国家一级文物蟾兔纹瓦当
甘泉宫还是秦直道的起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只记起点和终点，中间所经之地，则语焉不详，引起今人对秦直道走向的分歧。史念海对秦直道进行过考察后，提出了其具体走向是沿子午岭岭脊北上。甘泉宫北门正对一宽约30米的沟道向北山延伸，这正是由古道发育而成的沟壑，这个古道遗迹今可见长度在米以上。
4
周旧邦牌坊遐思
张天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时值春深，天朗气清，玉帛之路考察走进陇东名邑——庆城县，也就是原来的庆阳，又称为凤凰城，是因为城郭形似一展翅飞翔的凤凰。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沉积丰厚，古有北豳、北地、庆州等称谓或隶属关系。地方学者考证北宋范仲淹的名词《渔家傲·秋思》，就是他在庆州备防西夏时所做。“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那时何等的壮美。
“周旧邦”木牌坊
但更让大家感兴趣的是，这里到底与周人的祖先是不是有关系。故在县博物馆馆长等引领下，先参观了城区的“周旧邦”木牌坊。此坊位于庆阳城南街，明弘化年间建，木质结构；共3间，高约10米，长约12米。木坊以4根明柱通顶，柱之上部5层斗拱叠涩镶砌负托坊顶。权威性辅有青瓦，真书“周旧邦”3个大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确也古朴肃穆，让人顿生崇敬之情。
于其取名，意旨显然比较明了，是源自《诗经·大雅·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但又点出建坊的缘由，就是这里本为周人故地。当然，此也成为考察队讨论的焦点，因为周人居豳的具体地方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加之前日在宁县看到的商代陶罐，和我也曾为先周文化研究的参与者，所以大家希望我表达意见。我说等看了这里的文物，也许会有点启发吧。
参观博物馆的陈列，不少玉器首先吸引了考察队的目光。赞叹声中，我确有了一点斩获，先后发现了3件商代的陶鬲。其一，为一袋足分裆鬲，方唇外有堆纹，并有压印的绳纹道，经验可认定属于先周晚期或说商末，类似的标本曾在陕西长武县碾子坡和长安沣西先周晚期墓葬或遗址有发现，属于与刘家文化有关但又有变化的陶鬲。其二，为一高弧领侈口的袋足分裆鬲，饰较细绳纹，年代也属商代晚期，可认为属刘家文化晚期的陶鬲，但领部可能有寺洼文化的影响。
还有一件，就更有意思。其为侈口，方唇，矮领，三足较肥硕，分裆外观有联裆的的感觉。对比与先周有关的诸类陶鬲形态，最为相似者显然是陕西彬县断泾遗址早期的肥足鬲，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属于先周文化。只是后者的口沿外多为花边或加泥条，表明其年代较早，被认为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也就是商代中期或稍晚。此鬲的时代，显然要在其后了。
以上三鬲，实际上涉及了两种商代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第一类属刘家文化，被考古界认为是以姜子牙为代表的古羌文化一支，也有认为与先周文化有关。第二类是我所说的先周文化孙家型，是西周文化的主要来源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这里所见的三类陶鬲的年代都比较晚，与周祖公刘及其略后的先世差距不小，故尚难与牌坊所示相容。
但是，这些陶鬲的早期形态为代表的考古遗存，是否在庆城或周围地区也曾存在过呢？其实也还是值得去遐想的。因此，有志于此的考古学家们，仍需要努力，加油！
5
寻访周人先祖
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夏崇拜始于周人。周人以夏代传人自居，追溯周人来源是解决夏之谜途径之一。他们都活跃在长城地带，其来龙去脉依然扑朔迷离。一同考察的张天恩博士是商周考古大家邹衡先生得意门生，当我请教周人来源或先周文化起源问题时，他深感缺乏足够考古证据，亦表现出继续探索的愿望。
先周史上有四位著名人物：始祖后稷弃是神话人物，不窋是传说人物，公刘和古公亶父也许确有其人。前年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到崇信，意外地在一处齐家文化遗址龙泉寺碰见于正在兴建的公刘庙和启功题写的“公刘故里”和“齐家文化遗址”，使我自然地将齐家文化与周文化或夏周联系起来思考。
考察活动首先经过淳化、旬邑、彬县，彬县有一处公刘墓周长达米，丘高约50米，占地达余亩，南有泾水环绕，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和讨论。第二天在宁县博物馆碰到了于祖培先生，他是地方文史爱好者；与于俊德合作出版了《先周历史文化新探》。他送我一本宁县*协印刷《宁县文史研究》，并陪同我们参观庙咀子遗址。庙咀子原名公刘坪，位于四水交汇处宁县县城中心位置，文化层堆积丰厚从仰韶到秦汉陶片均有发现；据说是公刘邑，已被于祖培等推定为古豳国遗址。《宁县文史研究》概述了他研究和思考，车上翻阅感觉所见略同之处甚多。离开宁县之际张天恩先生提议恢复公刘坪，保持文化记忆。
庆阳地区公刘故事传说较多，公刘崇拜之习俗依然存在。可能是其他公刘庙竞争，庆阳西峰宣称有“华夏第一”公刘庙，农历三月十八日，附近四方百姓赴公刘庙拜谒祭奠，缅怀这位当地华夏农耕文化的不朽开拓者。
周祖陵公园
关于周人来源或先周文化研究众说纷纭、莫终一是。钱穆率先倡导晋南说，认为豳邠均得名于汾水，汾阴有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后稷崇拜风俗留传至今可为佐证。许倬云公开支持，写入《西周史》。邹衡提出光社文化概念，间接支持周人源于晋南说。饶宗颐先生严厉批判了晋南说，许倬云接受批评，但并没有彻底改变观点。王玉哲《中华远古文明史》采纳了周人起源晋南说。连登岗《先周故地邰、豳及栒邑地处山西说辨误》进行了详细批判，周人源于晋南说很被推底否定，还是众说之一。
另一方面胡谦盈为了寻找先周文化来到庆阳，在镇原发现了常山下层文化，仍然不是先周文化或周文化的直接来源。王巍、徐良高合作对先周文化进行了考古探索，刘*社以考古发掘为基础系统研究了先周文化，陕西西部咸阳和宝鸡是先周和周文化大本营，陕西西部先周文化确实发达，可以简称“陕西说”。其真正源头仍然不清楚，很可能来自庆阳或晋南，亦有可能是其他地区。
公刘争议颇多，不窋迁徙到庆城却并无多大争议。当地*府顺势以不窋墓为中心打造了周祖陵公园，包括歧*医道和农耕文化展示，现已初具规模成了国家四A级旅游景点。确定了不窋，公刘作为不窋之孙司马迁有明确记载。庆阳地区正是戎狄交汇之地，亦有深厚的农业文化基础和合适气侯和土壤条件，可以恢复发展“后稷之业”。《诗·大雅·公刘》：“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周人史诗干戈玉瑶表明公刘已有建国称王的迹象。作为周人杰出祖先其具体迁徙路线还难以确考，主要活动于庆阳及其附近地区，可以简称“庆阳说”。
“山西说”“庆阳说”“陕西说”表明长城地带不仅存在物质文化亦有精神文化互动。先周史贯穿夏商约一千年，于祖培建议以后稷、不窋、古公亶父和武王为起止点分为早中晚三期。四位人物都有长途迁徙的经历，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地区。庆阳地区许多不窋和公刘遗迹、民俗或传说表明先周中期可能在庆阳，晚期才转移到陕西，早期在何处仍然是个谜。
咸阳武功后稷教稼台
知母不知父，后稷是姜嫄之子，名弃；容易使人联想欧亚大陆广泛流行的弃儿神话传说。其父是雷神、天神、帝喾、帝俊还是其他人很难确定，相传历经尧天舜日与夏代，是神话传说人物。姜羌原本是一家，已发现关中周人亦有火葬的迹象，周人西来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从不窋到古公亶父历经公刘在庆阳地区恢复后稷之业已有许多证据，古公亶父来朝走马迁往岐山一带亦基本可信。不窋是从山西、陕西还是其他地方迁徙而来仍然是个谜。羌人和齐家文化可能是谜底之一。先周文化已是复合文化，并非单一起源。武王灭商之前周人早以在长城地带活动，我们正在继续寻找他们活动的证据。
（注：文图首发于中国甘肃网）
文学人类学
编辑
魏宏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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